顯然，禪師論禪，是要排斥法執、我執，以便自悟本性。執，即束縛。就如“吃茶去”，如拘泥于此三字，死鉆牛角尖有可能成為人們理解上即“悟道”的束縛。因此禪宗是要人們做到“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即見性成佛道”。也就是說要達到“內外不住，來去自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礙”《壇經》)的精神境界。禪茶的深厚基礎，緣真實體驗的深刻性。
正是在“悟”這一點上茶與禪有了它們的共同之點。所謂“體驗有得處，皆是悟”，“必工夫不斷，悟頭始出”，“古人把此個境界看作平常”，都與茶及茶事活動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。茶事及其活動本身就是一個極平常而自然的境界，然而真正要有高深的境界又必須是工夫不斷，“悟頭始出。”
雖然“凡體驗有得處，皆是悟”，但此體驗本身即得來不易，必工夫不斷，方可有悟。進而言之，悟雖可得，亦隨時可失，所以說“得火不難，得火之后，須承之以艾，繼之以油，然后火可不滅”。這就全然是一個保持境界的事了。禪宗的茶事活動之所以日益講究，甚至將其化為一個藝術境界，奧妙全在于此。
趙州和尚的“吃茶去”早已從具體實際生活上升到超脫物我的一種“悟”，從而具備了一種嶄新而深刻的文化意義。如果我們僅僅依據茶的醒腦提神的藥用功能，對禪宗的坐禪修持的證道法，倒有解釋的用場，但對慧能以后禪宗那種“見性成佛”，不靠禪定的那種順乎自然的境界，則很難解釋得通。說到底“吃茶去”，是和“德山棒，臨濟喝”一樣的破除執著的特殊方法，是要去除人們的執著，一任自心。
為了使人“妄心不起”，就執著坐禪，這豈不是將人作為死物一般。須知“道須通流”，心若住而不動就是心被束縛。在禪宗看來，悟道成佛完全不須故意做作，要在極為平常的生活中自然見道。長慶慧禪師，二十余年坐破七個蒲團，仍未見性，直到一天偶一卷簾，才忽然大悟，即作頌口：“也大差，也大差，卷起簾來見人下有人問我解何宗，拈起拂子劈頭打。”一旦豁然貫通靠的卻是解去坐禪的束縛。因而真正深通禪機者，往往一切聽之自然，自在無礙。“要眠即眠，要坐即坐”，“熱即取涼，寒即向火”。
慧能所以強調“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”。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平常心是道，平常心外再無什么“道心”。就這點而言禪宗的確表現了“世間法即佛法，佛法即世間法”的世俗精神。而茶正好應合了這種世俗精神，體現了這種世俗精神，它平平常常，自自然然，毫無神秘之處，卻又是世俗生活中不可少之物。有了它，便“日日是好日”，“夜夜是良宵”。
茶之為物，在禪宗看來，真可悟道見性，因它是物又超越物，如“吃茶去”，就是悟道方式的機鋒；又因它有法而又超越法，自在無礙，不須強索。正如臨濟義玄所說：“佛法無用功處，只是平常無事，屙屎送尿，著衣吃飯，困來即臥，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”(《古尊宿語錄》卷十一)這正是禪宗的精神所在；這種精神無不體現在禪宗的茶文化中。
江西的黃龍慧南禪師，即由臨濟宗分出的黃龍宗的開山祖師，他就曾以“人人盡有生緣，上座生緣在何處了？”“我手何似佛手了？”“我腳何似驢腳了？”這三個牛頭不對馬嘴的提問，標榜為“黃龍三關”，而且“三十余年，示此三問”，借以“接引”僧眾。這位黃龍宗的開山祖師，在鄭重地總結“三關”的“自頌詩”中，特別地突出了“趙州茶”。
據《五燈會元》載：“師自頌曰：‘生緣有語人皆識，水母何曾離得蝦。但見日頭東畔上，誰能更吃趙州茶。’”其實自趙州從諗禪師發明“吃茶法”這一偈語后，“趙州茶”也成為禪門徑直使用的典故。從諗是南泉愿禪師的弟子，江西馬祖道一禪師的徒孫，當時即名揚天下，人稱“趙州眼光，爆破四天下”(《五燈會元？浮杯和尚條》)其時，“趙州茶”與“吃茶去”早已成為人們熱知的“趙州關”。
黃龍慧南禪師的“三關”當不會與“趙州關無關吧。前者與后者都是以茶連接的。其實從諗禪師曾留下許多著名禪案。如“大道透長安”、“無”、“庭前柏樹子”等等。然至今仍傳頌入口的不就是“吃茶去”嗎。可見它是滲透了“茶禪一味”的文化意義，才穿透歷史時空而被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所接受的。